成化元年（1465年），郧阳地区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。
这片地方，位于如今湖北、河南、陕西、重庆四省交界处，山高林密。
朱元璋因为记恨老对头陈友谅（湖北是陈友谅的发家之地），建国之后干脆把这儿清空封禁，不许人进。
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载：明初，命邓愈以大兵剿除之，空其地，禁流民不得入。
但从正统年间开始，赋税太重，日子过不下去，大批农民就偷偷逃进这片“法律禁区”谋生。
到成化初年，山里已经悄悄聚集了超过150万流民。
朝廷其实知道这事儿，但觉得不出乱子就行，一直睁只眼闭只眼。
结果，这片被默许存在的空白区，就成了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。
让这座火山爆发的人叫刘通，河南西华人，据说他能扛起石狮子，因此人送外号“刘千斤”。
刘通原本是个小人物：家有几亩薄田，混个肚儿圆不成问题。
可有一天，他儿子被土财主和胥吏联手给污蔑成了强盗；田产也莫名其妙变成了罪产，被充公。
走投无路的刘通，只能一头钻进深山。
刚开始那会儿，他活得跟野兽没什么两样，在最偏僻的山沟里砍树烧荒，种点杂粮。
既要躲着偶尔进山巡查的官兵，又得提防早就在山里占地盘的其他流民团伙。
靠着那一身能扛起石狮子的蛮力，他活了下来，而且身边聚起了几十号走投无路的兄弟。
有人来抢他们的苞谷，他第一个抄起柴刀冲上去的；寨子里谁染了瘴气病倒，他也愿意冒险下山去找草药。
就这样，“刘千斤”的名号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在这片沉默的大山里越来越响，来找奔他的人，也多了起来。
山里的日子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
官府的税是免了，可老天爷的“税”更残酷：野猪祸害庄稼、抢水源打架是常事。
刘通渐渐明白，躲是没出路的，他们需要一个时机重新走出大山，
成化元年夏天，这个时机来了。
那年湖广、河南、陕西大旱，新一波逃荒潮涌进郧阳，可新来的人绝望地发现，山里早就没空地了。
刘通看着眼前面黄肌瘦的新流民，又看看跟着自己啃树皮的兄弟们，再也压不住怒火。
他站在窝棚前喊道：“乡亲们！咱们逃进山里是为了活命，可这里有活路吗？地没了，盐比金子贵，官兵说来就来！咱们开的地、种的粮到底算谁的？这和山外那个世道有什么两样？！”
“官老爷骂咱们是贼，可咱们原本都是老实百姓！只想要块能传家的地，这有错吗？！”刘通越说越激动，“这口气，能咽下吗？”
“咽不下！”人群爆发出怒吼。
“那就不躲了！咱们要让皇帝老儿知道，山里这百万人不是野草！”
不久，房县大木厂竖起“汉王”大旗。
刘通聚众十数万，一个月内连克数县。
消息传到北京，朝野震动，刚登基的朱见深只得连夜召集大臣商议对策。
朝堂上，群臣吵翻了天。
工部尚书白圭力主剿灭，杀一儆百；但户部尚书马昂反对，毕竟饥民也是人，还是招抚为主。
最后朱见深拍板：刘通必须死，但跟着他闹事的普通流民可以从宽。随即任命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，白圭提督军务，统率湖广、河南、陕西等地官军共十五万人，进剿荆襄。
由于朱永刚到南漳（今湖北南漳县）就病倒了，所以这场仗实际就是白圭指挥的。
白圭以往从没带过兵，这回算是解锁了隐藏技能在白圭的分派下，官军分兵四路：
一路从襄阳北上，一路从南阳南下，一路从汉中东进，他自己则带领主力从重庆奉节直插郧阳腹地，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。
同时，他让官兵一路张贴告示，承诺“只抓刘通，不问胁从”，等仗一打完，就给流民分田上户口。
这招攻心计相当厉害，刘通开始走下坡路
起义军人数虽多，但都是农民，无论如何打不过正规军。
成化二年（1466年）初，刘通在房县一带中了白圭的埋伏，损失惨重，大将刘长子被俘。
刘通只好带残部退到深山腹地的梅溪寨、格兜山凭险死守。
山区作战让官兵吃尽苦头，爬山攀崖，病死饿死的不少，连白圭自己也病倒了。
按说到这会儿战役进程该往持久战的方向走了，偏偏这时义军内部闹翻了。
另一个头领石龙，觉得死守是等死，主张分散进四川大山打游击。
刘通不同意，两人吵崩了，石龙带着自己的人马跑了。
力量一分散，就坏了事。
闰三月，在叛徒带领下，官军沿小路，突然夜袭刘通的大本营。
刘通猝不及防，仓促应战，最终力竭被俘。
随后，他和手下的三十几个亲信将领，被押解至京，凌迟处死。
刘通的鲜血染红了刑场，可遥远的郧阳大山里，老百姓的苦日子还远远没到头。
因为白圭那一套剿抚并用政策，在凯旋的捷报声中迅速走了样；
朝廷原先承诺的，所谓的“附籍垦荒”政策又变成了地方蛀虫的新敛财工具：
想登记无主土地？
行，得先交“勘核费”；
想免去逃户旧罪？
行，得先交“赎罪银”。
而战后涌入山区的官军们则趁机以搜捕“刘通余党”为名，大肆劫掠。刘通死后，郧阳非但没有迎来安宁，反而陷入了更深的绝望之中。
刘通手下有个猛将，叫李原，讲义气，弟兄们都服他。
当年梅溪寨大败，他带着一队人杀出重围，躲进了更深的神农架老林。
看着山外兄弟被官兵反复欺压，李原心里的火越烧越旺。
他对聚拢来的老弟兄和新逃荒的人吼道：“刘大哥的血不能白流！官府的话就是放屁，他们就想把咱们赶尽杀绝！想活命，刀把子得攥在自己手里！”
成化六年（1470年），又是一场大旱，更多活不下去的人涌进山里，还带来了更坏的消息：山外的税更重、王爷占的地更多了。
李原知道，机会又来了。
他不学刘通称王，而是把队伍化整为零，分成一个个“棚”，平时种地，有事就集结。
专抢官仓、盐道和恶霸，抢来的大半分给穷苦流民。
到了这年秋天，他在黄龙滩召集各路弟兄，再次竖起了造反的大旗。
这回，义军不再死守一两个山头，而是“流动作战”：
在大巴山、神农架的千沟万壑里跟官军周旋。
官兵来了就散进老林，退了就出击要道，搅得各地官军晕头转向，疲于奔命。
短短几个月，四方响应的百姓越聚越多，郧阳山区再次烽火遍地，势头比第一次还要猛烈难缠。
朱见深这回真是气坏了，盛怒之下，朱见深像是想起了什么，脱口问道：“项忠在哪里？”
项忠，字荩臣，浙江嘉兴人。
这个人有多猛呢？
土木堡之变，当时的项忠只是一个小小的刑部主事，而且被俘了。
但是他却在瓦剌人的眼皮底下偷了两匹马，硬生生跑了七天七夜，跑回了北京；
景泰年间，他镇压过广东瑶民起义；
就任陕西巡抚后，平定过洮河流域的羌人叛乱；
更在成化四年（1468年），轻松搞定三边土官满俊之乱（满俊是蒙古人，屯驻固原，手下类似于蒙古雇佣军）。
这种狠人，现在被朱见深调来对付李原。
成化七年（1471年）初，项忠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，总督河南、湖广、陕西三省军务。
这堆烂摊子，比当年的白圭面对的情况还要棘手。
所以项忠上任之后，并没有急着进山开打。
他先完成了三件准备工作：
1、先治自己人。
项忠知道官军之前老吃败仗，毛病出在军纪太差，有时祸害老百姓比“贼”还狠。
他上来就动了真格，以抢掠、误事等罪名，杀了一批带头违纪的军官和士兵，全军上下顿时规矩了。
2、封山。
派出精干小分队扮成流民、货郎混进山区，花钱收买眼线，同时严控盐、铁、药等关键物资进山。
3、分化人心。
让手下到处贴告示，把流民分成三种，分别是：“胁从良民”、“附贼愚民”与“积年悍贼”。
承诺前两种只要按时下山登记，不光没事，还能分地；对第三种则威胁杀其全家。
准备妥当以后，项忠的绞杀开始了。
项忠的战术，简单总结起来也就十二个字：步步为营，烧山清野，不留活口。
官军不再跟在义军的屁股后面跑，而是把山区分割成若干小块的“包干区”，像用梳子梳头一样，把每一个山头轮上好几遍。
每占一地，立刻烧林毁屋，流民们要么被赶走，要么“处理”掉，彻底毁掉义军能藏身、能吃上饭的一切条件。
战争进行得异常残酷和漫长。
义军虽然熟悉地形，作战顽强，但在项忠这种系统性的军事、经济、心理多重压迫下，活动空间被不断压缩。
最终，在优势兵力的持续绞杀下，义军粮尽援绝。
成化七年冬，李原在郧西境内的一次突围战中被官军重重包围，力战不屈，被乱箭射杀，第二次荆襄流民大起义也逐渐趋于沉寂。
然而，项忠的“善后”比军事胜利更为血腥，采取了骇人听闻的强制迁徙政策。
《明史》上是这么说的：
“忠之下令逐流民也，有司一切驱逼。不前，即杀之。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，亦在遗中。戍者舟行多疫死。”
你品，你细品……
两次郧阳民变像一记猛烈的耳光，打醒了上层的统治阶层。
他们开始被迫正视那个根本问题：流民从何而来？
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原杰等人经过调查，向皇帝痛陈：
流民问题的根子不在山里，而在山外，强制性的封山令根本没用，必须给流民一条活路。
成化十二年（1476年），朱见深采纳原杰等人的方案，将湖广襄阳府原先所管辖的郧县、房县、上津县、竹山县划出，设立郧阳府，以郧阳、襄阳、荆州、安陆、南阳、西安、汉中和夔州为基础，设立郧阳抚治（权限等同于巡抚，实际是“特区”）。
允许流民登记开垦的荒地，承认其所有权，并承诺“永不起科”，让百姓休养生息。
要注意的是，郧阳抚治并不是一个省级行政机构，它是管不到以上八府原先的正常税收的，它的权限，仅限于管理附籍的流民。
放在明代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壮举。
此后，虽然小规模的冲突仍有发生，但持续性的荆襄流民起义基本宣告平息。
百万流民，最终以这样一种方式，被纳入了明王朝的秩序之中。
参考书目：《明史》、《明实录》、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》、王世贞《弇山堂别集》、焦竑《国朝献徵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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